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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岛∶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
北岛∶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
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:2010-7-20 0:17:23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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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∶北岛∶“2049年距今还有四十年。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,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,通过几代人的努力,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,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。大幕正在拉开,舞台徐徐转动,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。”

 

来源于∶《南都周刊》罗小敷

 

诗人北岛说,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国家,现在在香港也是漂流。

 

北岛告诉我:“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,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,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,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。”我感受得到,即使身在流浪,北岛仍是无法摆脱某种家国情怀。


近几年来,诗人北岛连续入选各种版本的“华人公共知识分子”名单,现在看起来,他的生活与内心,仿佛已宁静下来。但是他不这样认为。他说,我现在是老愤青一个。

 

“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,重建我的北京——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。”于是有了《城门开》这本书,“在我的城市里,时间倒流,枯木逢春,消失的气味儿、声音和光线被召回,被拆除的四合院、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……我打开城门,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,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。”在新书序言《我的北京》中,他幻想自己是城门内的主人。


而在二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中,回家之路,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。写于1994年的诗作《背景》中,他说,“必须修改背景/你才能够重返故乡”,其实他深知背景是不可能修改,那是回不去的绝望感。后来又有诗作《回家》,诗中他放任梦境中的感性,饱含浓浓思乡情。而在2001年重回故土后他写下《黑色地图》,家已经变了,回乡治好了思乡病。


2008年,北岛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,定居香港。从欧洲到美国,再到香港,漂泊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,北岛说如今的生活是二十年来最安定的,离北京也最近。而对于故土,他说除了牵挂住在北京的90岁老母亲和亲朋好友外,对现在的北京毫无依恋,“回不去,也不想回,北京跟我已经没什么关系。”


对于故土,在海外漂泊二十年多后,60岁的人倔强地否认着落叶归根的情结。而在书房楼下的粤菜餐厅,我们闲聊的话题从头至尾却几未离开过故土。在每一次话题即将陷入沉默时,他问起内地城市人群的生存状况,问起房价物价,甚至对年轻人谈恋爱的方式也很好奇,他们还会不会相亲?


北岛曾答应将自己一篇关于摄影的访谈给韩寒办的杂志《独唱团》用,没想到却遭到几个文人朋友的反对,他又好奇地打听韩寒到底是个怎样的年轻人,“我开始关注他的言论,他在变,变得成熟了,但最终到底能走多远,还不好说。”


去年,北岛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《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—致2049的读者》,他写道:“2049年距今还有四十年。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,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,通过几代人的努力,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,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。”在文章的最后,北岛说:“大幕正在拉开,舞台徐徐转动,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。”但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议,批评者认为北岛如今变得功利了,向岁月投降了。

 

今年4月,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香港城市文学节上,北岛与一众港台文化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。港台文化人多具备谈笑风生的口才,台下听众阵阵笑声。北岛穿着浅灰色西装,紧锁眉头端坐其中,他发言的主题是《诗意地栖居在香港》,规劝香港年轻人通过诗歌,在高压的现世中寻找精神家园。


北岛:2001年底第一次回乡之旅感情很复杂,这首诗题目就自相矛盾,地图是确定方位的工具,但黑色又是一种屏蔽。回乡之旅又是迷失之旅,那个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。作家这行当的好处是,可以用文字重建家园,重建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。


北岛:漂泊那些年,我会想起胡同,北京的气味,北京的大白菜,2001年的回乡治好了我的思乡病了。后来也回去了几次,但现在对北京没有可依恋了。不一样要归根了,天涯何处无芳草。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国家,现在在香港也是漂流,只是这种漂流稳定多了。漂流已经是我的生活方式。我没有认为一定要回到那个地理上的家。现在的北京像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的活标本,和我的童年记忆完全隔绝了。

 

北岛:张枣(诗人,今年3月因病去世)最近去世对我打击很大,在海外很多年我们都是无话不谈,他也曾是《今天》杂志编辑,回国后就是被环境毁掉的例子。这跟他的个性有关,太容易受环境影响,生活状态,诗歌创作都被毁坏了。大陆的知识分子被学院化、体制化比较严重,独立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,我自己也有很多性格弱点,不知道我回去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,现在保持一定距离,有清醒的状态挺好。香港有它的自由空间,没什么限制和顾虑。我想在余生好好写东西,做一点事。继续办杂志,组织香港诗歌节,做文化活动,对汉语文化圈有一些帮助。


北岛:70年代,大家在地下挣扎;80年代大家都在发挥能量。90年代出现分化,有个人的,也有历史转折,有权力和资本的关系,可以理解。近十年是最坏的十年,知识分子在体制化之后独立声音都没了,缺乏开放的、可以真正讨论问题的气氛。


北岛:我认为这是这些年普遍的现象,近十年,体制化、学院化让很多人变成专家,不再对社会和中国文化有独立的声音。党同伐异的现象很严重,不同派系中文人之间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立场化现象严重。


北岛:大家都犬儒化,基本放弃对世界大问题、真问题的关注,变成了私人恩怨。知识分子大谈自由民主,自己反而在行为方式上恰恰相反。我对这种整体的趋势感到很失望。


北岛:香港是一个过路码头,来往的人很多,可以见到各种想见的朋友。网络也让信息来源不成为问题。


北岛:我接触的人很杂,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接触不多,有时我怕太学术化的文人。我自己没什么知识,对学术不敢兴趣,读的很有限。


北岛:我现在依然很愤怒,老愤青。(笑)愤怒不一定要语言表达,愤怒不是骂人,需要保持一种克制,情绪的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间需要张力。写《城门开》时很愤怒,反而文字是收敛的。


北岛:作家通过写作发声,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要跟他所在的时代的矛盾、政治、文化、语言保持紧张的关系。如果没有,就别做作家了。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缺少这种紧张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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